林增余：解放前后的中国保险公司

　　□林增余

　　1942年夏，我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南京就读，二是去大后方——陪都重庆。我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决定了我的保险生涯。

　　1943年5月，在同学叶谷馨介绍下，我通过钱仰之经理面试，被中国保险公司录取为练习生。那时，练习生食宿由公司供给，每周两次“打牙祭”，清洁卫生、洗衣、被褥有专门工友照料，我18岁就全身心投入业务学习。这期间，薛志章(1949年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后任第一任业务处长)负责业务，分配我到分保部门打分保账单，熟悉各部门工作并熟练操作，当时重庆进公司的练习生有张永平、刘仁忠、俞彪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他们都在人保工作)等一批人，师兄们无私地教我熟练使用英文打字、珠算等基本操作能力，使我终生受用。

　　中国保险公司系中国银行投资兴办，有官股，也有商股。1916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违抗北洋政府停止兑现的命令，照常兑现，从此信誉大振，认购商股者增多。1923年，时商股有1971万元，官股只有5万元。1935年，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加强直接控制，官股增至2000万元，占总股额的一半。由于中国银行有政府参股，“中保”成为官方控制的保险公司。

　　从练习生成长为赔款室办事员、领组，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赔案，使我体会到保险是个“雪中送炭”的行业，保户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我从事赔款工作的10年中，出险后力争减少保户损失，以公估为准绳处理赔款，遇争议平等协商交付双方认同的仲裁人仲裁，不与保户对簿法庭，这是中保 “保户第一”的传统所决定。

　　抗日战争胜利，“中保”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四川中路270号，与上海分公司合署办公，总共也只有一百来人。

　　“中保”的业务来源主要是各地中国银行的押汇、放款业务中的抵押物的保险，及其投资的厂矿企业和仓库的财产和物资，这是“中保”的基础业务，也是别家保险公司难以抢走的业务。“中保”还通过接受分保的手段，使许许多多小保险公司围绕在自己周围，成为无“血缘”关系的“卫星”公司，也就形成事实上的“中保”集团实力。

　　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过福云总经理秉持“为人须诚实、处世应谦和”的处世原则，给招商局支付“江亚轮”船舶险赔款，抚恤了“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和舟山同乡会海难家属——宁波籍死难旅客抚恤费用金圆券18亿元，舟山籍死难旅客抚恤费用金圆券4亿元。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随“中国银行”经中央批准复业，原为中国银行投资含有民族资本的“中国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上海军管会批准，于1949年6月20日正式复业。并为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而工作，在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中国保险公司归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

　　1951年6月5日， 在北京召开建国后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选出龚饮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孙继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谢寿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吴震修（原“中保”常务董事）、潘久芬（原“中保”常务董事、1939 年曾任“中保”董事长）为常务董事；宋汉章（原“中保”董事长）、郑铁如（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等为董事；推选龚饮冰为董事长。

　　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迁京后，购置南长街44号（原为清王府）办公，那时，我任理赔科科长。1956年，国家从保险公司抽调干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被调往地质部测绘局为开发祁连山、柴达木来到西北。一直到1980年，我才又归队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林增余：原中国保险公司理赔科科长，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