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需要“强迫保险”吗？

 
中国也需要“强迫保险”吗？
           ——访旅美经济学家李运奇教授  
 
  　■ CIN访谈

　　记者：2009年岁末，圣诞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法案。美国媒体称这是政府对民众送出的一份“圣诞大礼”，中国的媒体也很关注，做了很多报道，尤其对于法案的产生、通过的曲折和将推行起来的难度，都做了大量的新闻分析。由于美国的医疗保险法案同保险业关系密切，所以中国保险业也非常关注。君自他乡来，应知他乡事。作为旅美经济学家，您如何评价这一法案的意义？

　　李运奇：美国国会通过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确实是一份“大礼”。国内的媒体已经讨论了这一“大礼”的诸多方面，我想谈一点大家谈论不多的一个方面：这份“大礼”的成本或它的象征意义。这个医疗改革法案（HR3590），除了推出降低医疗成本的举措外，专门有一节谈“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法案要求每个公民维持“最低限度的保险”（minimal essential coverage），这种保险可以是公共保险（如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或退伍军人保险）或个人保险（由个人或公司购买）。任何人没有保险将面临罚款，而且这些罚款会逐年提高。法案要求所有大企业必须为员工集体购买医保或参加公立医保，要求小企业在税务优惠计划下提供团购医保，对原无能力购买医保的家庭提供补贴使其参保，要求所有有小孩的家庭必须让孩子参加至少一种医保。美国现在已经放弃了它信奉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要求它的公民和企业以购买保险来承担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强迫保险”，这种“强迫保险”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市场万能”的一种反省。当美联储过度相信市场而放松了它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之时，美国最终爆发了次贷危机，而且由此而引发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政府放任个人、企业和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险市场上“自由选择”时，巨大的社会成本让其难以负荷：医疗费用过高，增长过快，1/5的人付不起医疗保险，许多公司因医保负担过重失去竞争力而倒闭。所以，奥巴马的“大礼”和其“强迫保险”对中国更有启示意义。另外，像我所工作过的新加坡政府，也早在其推行的“中央公积金”的普通账户中专列保险项目，对其居民实行具有强制性的保险。

　　记者：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近年来一直被舆论所诟病，中国的商业保险在这个领域发挥的作用和成长的空间应当是非常大的，而目前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把钱存进银行，却不是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和对冲风险，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李运奇：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把钱存进银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有主客观因素制约人们的储蓄行为；客观因素包括收入、利率等。 而凯恩斯列出8个限制人们消费（或刺激人们储蓄）的主观因素，首当其冲的是预防动机和对未来的预期。从中国的情况看，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不外乎防病养老、预防失业、子女教育、购买住房。20年前我们讲“强迫储蓄”，指的是居民没有他们喜欢的商品和投资产品可以购买，不得不储蓄。现在则是另一类的“强迫储蓄”：中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窄，势必让人们未雨绸缪，加大储蓄。事实上，在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保障体系下，一场重病就可以把一个财务健康的家庭拖到破产的境地。所以，普通人当然要拼命储蓄。同时，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上升，使这部分就业人群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这些人就业的不稳定性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也使储蓄上升。很显然，完善的医疗保险保障和失业救济制度可以释放“强迫储蓄”的压力。同时政府还可以利用税收政策疏导，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多种金融产品，将人们对子女教育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记者：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更是高达51%。国内专家有各种看法，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都在2009 年几次撰文论及，多年来也有很多专家探讨如何降低储蓄率，您是央行出身，有过多个国家政府的工作经验，您以为应该如何降低中国的高储蓄率？

　　李运奇：从经济学上讲，储蓄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储蓄三部分。当我们讲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既指它的总量，也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前面我已经谈到居民储蓄高的原因。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储蓄率高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前被大一统的国有企业包揽下来的风险现在被释放出来，被抛向了社会。而不够完善的金融保险体系还不能用各种保险把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集体的能量来“熨平”风险， 也不能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教育贷款、房屋贷款和其他投资贷款。在一个金融发达的社会里，各类风险都可能被分散。以医保为例，美国一人一年的医疗费用大约平均为7000美元。50%有医保的人几乎完全不看病，而其余30%有医保的人仅用3000美元。所以对个人来讲，得重病花大钱的概率较小，而一旦得病，个人担负的成本极高。基于这一特点，奥巴马的“强迫保险”所带来的全覆盖、低成本医保就可通过保险最基本的“大数法则” 用全社会的保险参与来“对冲”或“熨平”实际风险。 这就是所谓的“收千家之利，补一家之亏”。 而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保险的覆盖面太窄、参与度太低，“大数”不够“大”，对冲风险的能力就相应很弱。这也应该是“强迫保险”的意义所在：把“大数”做大。

　　另外，回到中国高储蓄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可忽略的。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统计分析，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收入的11.4倍，这使中国成为亚洲国家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而高收入人群的储蓄倾向大大高于低收入人群，或者说，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低收入人群。总之，我基本认为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是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在一个全球化的地球上，文化和传统是动态的和可变的。就是说，文化和传统的传递不只是竖向的（代与代之间），也是横向的 Horizontally Transmitted（区域之间）。我在中国已经看到新一代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大大高于我们这一代人。我相信，随着中国金融保险体系发育成熟，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的缓解，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困扰也会随之消失。

　　再来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消费是相对低的，而其直接投资的总量和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太多不同。它的高额政府储蓄表现在其庞大的对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capital transfer)。再就中国企业的高储蓄率来看，随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许多企业盈利丰厚，而国有企业自1994年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缴过红利，连年分红的上市公司的比例也极低，而民营企业在融资不易的环境下更是注意积累自身资金，所有这些最后造成企业整体的储蓄率极高。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企业的储蓄率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等。

　　总的来讲，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高储蓄率，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试想让更多的国民收入从企业或政府流向居民部门，同时配以发达的金融保险体系，这个高储蓄率就可望降低。对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而言，我认为，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金融投机防范体系还没有建立，国家还实行固定汇率、资本项目面临开放，且经济结构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适度高一点的政府储蓄率作为应对金融投机防范也无可非议。

　　采访后记

　　说来也巧，上一次采访李运奇教授还是20年前的事。当时，李运奇还不是教授，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第一期博士生，也被称为央行的“黄埔一期”。

　　当时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运奇的话题也同储蓄有关，发在《人民日报》的专访标题是《三千亿的储蓄是喜是忧？》。

　　后来，李运奇赴美留学，先后师从弥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学派的创始人）；罗纳德·麦金农（金融创新理论创始人），加州大学博士。做过美联储的研究学者，联合国经济环保专题项目负责人，美国关岛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新加坡经济起飞之父”）的经济金融顾问。现在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香港国际注册金融理财师协会副会长，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这次还要感谢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请李运奇回国讲学，才有机会面对面采访李教授。20年之后的对话其实话题颇为广泛，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美国经济的复苏迹象，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新能源问题。最后成文实际是选取了谈话的一部分，同新闻热点有关，同保险有关，也同储蓄有关。

　　文中保留了一些英文是为保留谈话的原汁原味，也请读者理解。
 
                      (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记者 于华)